大连8月20日电 题：台胞姊妹的抗日青春
作者 黄欣欣
2015年，一张照片定格台胞苏菁晚年的笑容——她佩戴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在镜头前开怀大笑。彼时，阿尔兹海默症已逐渐影响她的记忆，但她作为革命者的自豪依然鲜活。
近日，苏菁之子、大连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张正光在大连向记者讲述母亲苏菁与姨妈苏群从青年学生成长为抗日战士的历程。
《妇吼》的呐喊
苏菁，1921年生于天津。其父舒柏年(原名：苏维石)是台湾新竹人，在日本学医毕业后来天津开办医院，常为贫苦民众免费治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的苏菁和妹妹苏群积极参与罢课、上街演出、发放传单等抗日活动。随着战火蔓延，天津沦陷，姊妹俩被迫转入当时的教会学校圣功女中。
该校向学生灌输“妇女应返回家庭、厨房、教堂”的观念，引发学生强烈愤慨。“母亲和同学直接和教师辩论，还组织地下读书会。”张正光回忆。
读书会由进步女青年发起，她们传阅《大众哲学》《铁流》《世界知识》等读物。为表达抗日救亡的心声，她们还自编自印刊物《妇吼》，以笔为矛疾呼抗日。
张正光提到，母亲生前说，有两本书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一本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另一本是介绍延安抗大的书籍。“她们从那里看到了一条实实在在的道路：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两次出走 终抵烽火前线
“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有抗日思想很自然，但真正迈开腿走向革命一线，非常不容易。”张正光感叹，“那是要赌上性命的。”
1939年，姊妹俩首次尝试离家奔赴抗日根据地，不料被亲戚发现，被母亲带回天津。首次出走失败并未动摇苏菁姊妹的决心。1939年12月，苏菁经同学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2月，两人以“接受更好教育”为由转入北平辅仁大学附中，实则借此为第二次出走铺路。
1940年7月，她们以“学校排戏”为借口将母亲安顿别处，次日凌晨在米缸中留下字条，表达出走的决心已定，让家人不必担心、也不必再找。
“母亲那年19岁，姨妈17岁，”张正光介绍，姊妹俩扮成出游学生，徒步穿越日伪封锁区，数天后抵达平西抗日根据地，“第一次见到八路军游击队，那种热烈的气氛、昂扬的斗志，令她们终生难忘。”
在根据地，苏菁被分配至党校学习，其后在地区公安局工作，苏群则成为《挺进报》译电员。
张正光说，姨妈苏群后来回到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母亲直到抗战胜利才与父母重新取得联系。在两姊妹的影响下，姥爷舒柏年后来也走上革命道路。
“信仰和作风刻在骨子里”
新中国成立后，苏菁与在根据地相识的丈夫曾在新疆、大连工作，晚年定居大连。苏菁在老年大学学习，喜爱唱革命歌曲、练习书法。
在儿子张正光的记忆里，母亲和那一代许多革命者一样，将那段烽火岁月深藏心底。“在家里不太讲这些事情，”他说，“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保密意识，也是一种低调。”这种精神特质化为日常的艰苦朴素，母亲的衣服袜子破了总是缝了再穿，并以此教育子女。
2005年、2015年，苏菁先后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2018年，苏菁在大连逝世。
“她们那代人就是这样，”张正光说，“做了什么都不张扬，但信仰和作风，都刻在骨子里，也深深影响着我们这一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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